古代人的名字

：“名字”一詞，在古代代包括“姓”、“名”、“字”三個部分，三者各有各的性能和作用，是三個各自獨立而又相互依存的整

古人剛生下不久就有了名，長大以后要取字，兩者相連，通稱名字。關于二者的作用，清朝人王應奎曾說：“古者名以正體，字以表德。”意思是說，名是用來區分彼此的，字則是表示德行的。二者性質不同，用途也不大一樣。一般說來，古時候，名是階段性的稱呼，小時候稱小名，大了叫大名。等有了字，名就成了應該避諱的東西，相稱時也只能稱字而不稱名。

名與字在多數情況下共同構成一個人的代號，盡管用途不盡相同，二者之間還是有聯系的。古人大多因名取字，名與字內容毫不相干的情況幾乎見不到。如三國時的名將張飛，字翼德，在這—名字中，

“飛”是名， “翼德”則是對“飛”的解釋，因為

“飛”就是“翼之德”(翅膀扇動而造就的功德)。又如唐代大詩人白居易，字樂天，名與字之間也有聯系，即“居易”是因，“樂天”是果，只有居處安寧，才能知命而樂天。

古人的名有多種種類，字也有不同用途。起初，人們取字非常簡單，往往只取一字，與“子”、“伯”、“仲”、“甫”等表示年齡階段的字相連。如孔子弟子顏回字子淵，冉耕字伯牛，冉雍字仲弓，這些名字中的“淵”、“牛”、“弓”就是他們的字。當然，有些人取字時干脆只用一字，不加別的字辭，如陳勝字涉，項羽字籍等即是。東漢以后，人名取字才越來越

古人除有名、字外，又多取號以代替名字。號是一種固定的別名，又稱“別號”。早在周朝時，人們就已經開始取號。對此，《周禮》解釋說，號為“尊其名更為美稱焉”，意思是說，號是人在名、字之外的尊稱或美稱。早期的號具有這一特點，有號的人多是那些圣賢雅士。如老子別號廣成子、范蠡別號鴟夷子皮等。先秦時期有名字又有號的人并不太多，至秦漢魏晉南北朝時，取號的人仍不很多，名載史籍者僅有陶潛別名五柳先生、葛洪別號抱樸子等數人。但是，到了隋唐時期，伴隨著封建國家的強盛和文化的高度發達，在名、字之外另取別號的人也逐漸多了起來。如李白號青蓮居士、杜甫號少陵野老、白居易號香山居士，皆屬此類。到了宋代，取號之風又有進一步的發展。人們熟知的《水滸傳》108將個個都有別號，正是代表著當時的社會風氣。明清人更把取號視為一種時髦，上至皇帝，下至一般黎民百姓，幾乎人人有號。正如清人凌楊藻在《蠡勺編》一書中記載的那樣，其時“閭市村壟，嵬人瑣夫，不識字者莫不有號，兼之庸鄙狂怪，松蘭泉石，一坐百犯；又兄‘山’弟則必‘水’，伯‘松’則仲必‘竹’，不尤大可笑也哉。近聞婦人亦有之，向見人稱‘冰壺老拙’，乃嫠媼也”。甚至一些落草為寇的盜賊也有別號。如上述書中舉了一個縣官審案的例子，就十分能說明問題。這一例子說，一位縣官在審理一樁竊案時，責難犯人為自己開脫罪責，犯人突然說道：“守愚不敢。”縣官不解其意，一問左右，才知道是犯人在自稱別號。

在用字上，取號與取名、字不同，大多不受字數多少的限制。從已知的歷代別號來看，有2字號，也有3字、4字號，甚至還有10余字、20余字的別號。如清代畫家鄭板橋的別號就有12字，即“康熙秀才雍正舉人乾隆進士”。至于宗教界的一位叫釋成

因為古人取號有較大的隨意性，并且不必加以避諱，因此，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飽受文字獄和避諱之苦的明清人，促使他們在名字之外更取別號來表現自己。當時的大多數人都取一個別號，但有些人的別號也有好幾個。如清初畫家石濤法名弘濟，別號清湘道人、苦瓜和尚、大滌子、瞎尊者，達4個之多。

綜上可知，我國古人的稱謂遠比現代人復雜，他們有姓名又有字、號。這種姓名字號的并存，既適應了當事人不同年齡階段和不同情況下的需要，也為中國的姓名文化增添了新的內容。古代人起名字和現在差不了多少~只是那時是封建社會人們都比較迷信~！

給孩子起名字只有一點名子里邊 不能有在世三代以內人的名字里邊得子~！古代代包括“姓”、“名”、“字”三個部分，三者各有各的性能和作用，是三個各自獨立而又相互依存的整

有一個字號！

古人名字

大凡讀過《后漢書》與《三國志》的人都知道東漢、三國時期的人物絕大多數都是單名，此之前朝（周秦、西漢），單名使用的頻率更高。東漢從光武帝劉秀到漢獻帝劉協13帝全系單名，他們是劉秀、劉莊、劉怛、劉肇、劉隆、劉祜、劉保、劉炳、劉纘、劉志、劉宏、劉辯、劉協。西漢皇帝中至少還有劉弗陵、劉箕子（劉銜）二人是復名，東漢皇帝居然一個也沒有。

三國時的曹魏政權，曹操、曹丕、曹睿、曹芳、曹髦、曹奐都是單名；蜀漢政權，劉備、劉禪也是單名；東吳政權孫權、孫亮、孫休、孫和、孫皓也全是單名。至于大家熟知的三國人物如諸葛亮、關羽、張飛、趙云、孫堅、孫策、周瑜、魯肅、黃忠、馬超、袁紹、袁術、呂布、王佐、蔣干、夏侯淳、黃蓋、陸遜、許褚、張遼、孟獲、馬稷、姜維、司馬懿、司馬昭、鄧艾、華陀等，無一不是單名。 “建安七子”孔融、陳琳、王粲、徐干、阮禹、應瑒、劉楨與“竹林七賢”嵇康、阮籍、山濤、向秀、阮咸、王戎、劉伶，亦全系單名。間或也有采用二字名的，但甚罕見。或為隱逸，如龐德公、鄧盧敘等；或為藝人，如東方安世等；或為乳名不改，如劉盆子、鄭小同等；或單稱其字，如黃承彥、茍巨伯之屬。 東漢（25－220年）、三國（220－265年）時期約有240年左右，如果再加上三國歸于統一的西晉（265－316年），這一階段約占300年。從中國姓名史考察，這300年是中國人盛行單名的第一個高峰時期。

以前一般解釋為西漢末年王莽建立新朝后復古改制，“令中國不得有二名”所致。今人馬來西亞學者蕭遙天也采此說，蕭氏在其（中國人名的研究）中說：“近讀《漢書?王莽傳》，始知單名之俗，出于王莽的倡導。原來莽輔政，便實施二名之禁，莽傳有‘匈奴單于，順制作，去二名’語，則二名之禁已見于詔令。莽又謂他的長孫王宗，因自畫容貌被服天子衣冠，刻銅印三顆，與其舅合謀，有承繼祖父大統的企圖，事發，宗自殺，仍遭罪遣。有‘宗本名會宗，以制作去二名，今復名會宗。’并貶官爵，改封號。這又表示去二名，是示朝廷的寵遇，恢復二名，則以示貶辱。這么地一抑一揚，一褒一貶，對社會的影響便大了，至少造成人們對二名存在著低賤的觀念。故王莽的政權十幾年便下臺，而去二名的習慣一直維持了三百年，便是魏晉以后，單名仍較二名為多呢。”王莽的“二名之禁”造成東漢、三國乃至西晉三百余年的單名大倡，這一觀點或可自圓其說，故錄以備存。

但是，王莽政權介乎兩漢之間，僅僅只有短短的15年（9—23年）時間。盡管王莽打著“奉天命”的旗號，雷厲風行地復古改制，認為“秦以前復名蓋寡，遂禁復名”，并直接下詔對單名、復名進行褒貶。然而王莽掌權的時間畢竟短暫，不可能將他的號令統一實施于全國各地；即使上上下下都在不折不扣地貫徹執行“二名之禁”，在這15年中，至多也只有一代人實行，15年之后，王莽的新朝即已崩潰，其禁令不可能會對以后三百年的歷史再發生影響。故，王莽“二名之禁”并非是促使東漢、三國盛行單名的根本原因，而只能是其中的一個因素而已